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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登者》上映後,還有這兩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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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檔三強之一的電影《攀登者》累計票房已經邁過10億大關。這部電影不僅呈現瞭中國人“為國攀登”的精神圖譜,更為主流大片的轉型進行瞭有益的探索。

            影片故事改編自真實歷史事件,講述中國登山隊在1960年實現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的壯舉,以及1975年再次登頂並勘測出珠峰的中國高度。

            上映一月有餘,《攀登者》的口碑評價,雖然經歷瞭“一波三折”的“攀登”,但引發的業界、學界和觀眾的探討卻熱度不減。

            一、為什麼一定要登珠峰?

            想必不少看過電影的觀眾,在被登山者精神震撼和感動之餘也會心存疑問,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中國人為何一定要攀登珠峰呢?在遭遇登山隊員重大傷亡的時刻,支撐他們“最後一搏”的精神力量來自哪裡?如果缺少對時代背景的鋪墊,觀眾對電影的感受力很容易打上一個折扣。

            事實上,1960年的這次攀登已經關系到中國國際地位的嚴峻問題。“弱國無外交”,國際關系的緊張讓當時的登山隊員們也肩負著一項莊嚴的國傢使命。

            1958年,中蘇共同制定瞭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動計劃,根據協議,蘇方將提供高山裝備、高山食品,這將為中國登山隊解決當時登山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提供8000米以上的高山裝備。

            但隨著中蘇關系惡化,1959年中國已無法再獲得蘇聯的支援,且正處於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無法自己生產登山和滑雪裝備。

            怎麼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體委主任的賀龍說:“我們可以到國外去買!”並給大傢鼓勁兒:“他們不幹,我們自己幹!任何人也休想卡我們的脖子。中國人民就是要爭這口氣,你們一定要登上去,為國爭光。

            當時的登山隊隊長史占春在去瑞士采購期間無意中得知,印度陸軍登山隊也正準備1960年從南坡攀登珠峰。

            當時的國際關系局勢是,中蘇走向決裂、蘇印頗為交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印度,一北一南同時攀登珠峰,無疑是一場特殊的競賽。這讓史占春當時就下定瞭決心,這次非上去不可!

            1960年5月,中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完成三次行軍計劃卻也損失慘重,兩位隊員犧牲,34位凍傷,登山隊面臨著進退兩難的選擇——是最後奮力一搏還是等待來年再戰?

            電影中的較勁和張力主要表現在張譯與吳京兩個男人之間的沖突和較勁的戲份,但這一選擇的艱難和扣人心弦還可以放在歷史背景下進行更深層次的刻畫。

            上世紀50年代末,我國與尼泊爾就中尼邊境劃界問題進行瞭談判。當時,雙方關於珠峰的歸屬問題存在爭議。

            1953年,尼泊爾籍的丹增·諾爾蓋作為英國登山隊的高山向導,從南坡成功登頂珠峰。尼泊爾對此大肆宣傳,其目的不言而喻,你們中國人都沒上去過,怎麼能說是你們的?

            因此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登山隊的情況,並且指示:“要重新組織力量攀登頂峰。”接著,賀龍副總理向大本營傳達瞭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重新組織攀登。剩下幾個人算幾個人,哪怕剩下最後一個人也要登上去!”

            5月17日中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再次出發,5月25日凌晨4點20分艱難地將五星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

            事實上,對這一攀登的使命性,以及登山的專業性,電影《攀登者》還可以進一步挖掘展現的空間。“中國六、七十年代的物質條件太差瞭,登珠峰危險在什麼地方,可能面臨的是什麼,這些前期專業化的鋪墊和歷史性的背景顯然不夠。” 在日前上海電影集團和光明日報文藝部舉行的《攀登者》研討會上,有專傢這樣指出。

            事實上,這部以中國故事為內核的“中國式大片”,在豐富中國電影題材的同時,也拓展瞭以泛記錄風格來拍攝登山電影的創作模式。在對史實的選擇與剪裁方面,還應以價值為導向,讓觀眾感受到那段歷史中人物的負重前行。

            二、為何設置徐纓和方五洲這條愛情線?

            《攀登者》中的愛情戲,不少觀眾覺得可以進行一些壓縮,否則感覺有些出戲。

            但在電影主創看來,徐纓這一形象的存在,不僅是眾多為登山做出貢獻者的集中體現,也能夠襯托方五洲作為攀登者內心的強大,兩個人都是一代人的英雄,表現出一代人的奉獻。

            “攀登其實是一種精神。我們的主人公就是像‘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一樣的人物,他離傢28年,研究氫彈受到瞭輻射,回傢陪伴妻子不到一年他就去世瞭,悲傷的妻子按照他留下的東西,重新走瞭一遍他的路,才知道他為祖國做瞭如此巨大的貢獻,這樣的人物讓我們無比感動。所以我們最後努力把徐纓塑造成這樣的形象。”電影《攀登者》總策劃、上海電影傢協會副主席汪天雲教授講述道。

            因此,片尾當吳京在山頂上跪哭的時候,他因為空氣稀薄不能嚎啕大哭,這種克制的揪心,更符合現實,也更能塑造人物,表現情感的偉大和高尚,成為電影可以不必刻意營造的淚點和燃點。

            同時這種以個體化的方式去敘述宏大敘事,在清華大學尹鴻教授看來,也是電影《攀登者》本身蘊含著新主流電影的特點和變化。“雖然登山是國傢榮譽,代表瞭一個國傢的尊嚴,但也是個體的選擇。攀登者有心外的山,也有心中的山,這種血肉之軀的痛苦和堅韌成為瞭觀眾情感的接入點。”

            歷史附著在個體之上,而個人的行為與情感,也被轉化成“攀登頂峰,自強不息”的中國精神。像《攀登者》這樣的“中國式大片”這樣的影片絕不是曇花一現。傢國情懷,忠人義士,電影可以展現的中國故事與中國精神還有很多。

            或許讀者還不知道,這部影片是有原著的,影片的文學性和人物性格塑造正是來自於這本阿來創作的這本《攀登者》。

            《攀登者》是茅盾文學獎得主、《塵埃落定》作者阿來的最新作品。阿來成長於四川藏區,對雪山有著特殊的天然情感。他喜歡登山,也崇尚登山英雄:“我寫《攀登者》就是寫中國人的英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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